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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政府的首任总理自然是落在了众望所归的谢尔盖身上，受命组阁的谢尔盖把马库金任命为了内务部长，把陆军部长交给了一直保持中立但颇有声望的萨摩依洛夫中将，霍尔瓦特获得了交通部长一职，至于别列维杰夫则得到了邮政部长的职位。
最后，谢尔盖把土地资源管理局的事务包揽了下来，经过了这样一番操作后，谢尔盖总算把权力从哈巴罗夫斯克延伸到了阿穆尔和后贝加尔等地，算是初步达成了为吴川做事所需要的权力。于是在他对内阁提名人选获得通过之后，谢尔盖就在当晚给吴川写了一封信件，询问他接下来该怎么进行下一步计划了。
和谢尔盖这边的顺利处境有所不同，1917年的7月对于革命委员会和华北民众来说，都是一场大灾难的开始。7月份两次向华北内陆进发的台风，给华北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暴雨，7月20日-28日沿燕山、太行山一带出现了集中性的降水，这导致了海河上游山区的山洪爆发，和各支流的河水涨溢、决口。
海河北系因为去年秋到今年的整修，虽然出现了河水涨溢的现象，但是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决口现象，再加上河北革命委员会调动了军队上堤坝和组织民众一起护堤，使得海河北系支流区域内虽然有所损失，但是这个损失还没有达到大面积受灾的程度。
但是海河南系支流就出现了大问题，南系各支流不仅长年失修，本次7月20日-28日集中降水的中心就在海河南系的大清河、滹沱河流域，再加上当地官员低下的组织力和无人组织民众自救，很快山洪爆发就变成了河流决口。
按照地方报纸的记载：“滹沱河在献县、河间、无极等地决口，河水灌入文安洼水深高达2丈…沙河在新乐决口四处，长约624丈；磁河决口631丈…”
海河南系支流多处决口，且大多在中下游，使得京直东部平原地区受灾严重，特别是位于海河入海口的天津，因为排水不畅成为了附带的受害者。
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这边刚刚接收了天津不久，马上天津地区就被水淹了，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再加上海河南系河流区域多为平原地带，这里受灾远比海河北系河流地区受灾要严重的多。
初步估计，海河北系河流地区受灾的群众大约为50-60万，但是南系河流地区受灾人口至少在100-200万之间，如果不把这些人安顿好，直隶地区今年因为水灾而受到的损失将不会小于一场大会战。
面对这样的天灾，吴川也不敢掉以轻心，除了进一步缓和同俄国临时政府之间的矛盾外，他随即要求党和革命委员会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河北赈灾救灾问题上，尽可能的不要让河北出现大规模的死亡和无序的逃荒。
为此，他一边要求宋云桐筹集了500万元赈灾款，10万吨粮食和大批的衣物被褥、帐篷等物资送往河北交给宋小濂；一边又让胡秉柯代表自己前往天津调查灾情和协助夏阳恢复天津地区的生产活动，并同天津、河北各界人士商议对海河全流域进行整治的计划。
为了让北京政府安心赈灾，吴川还给周树模发电，让他替自己向袁世凯转达，革命委员会愿意协助北京政府对海河南系支流地区进行赈灾，并且革命委员会将会下令国民革命军在未通知保定驻军的情况下进入直隶南部地区。
革命委员会在海河爆发全流域水灾的状况下表现出的善意，让北京政府有措手不及之感。对于袁世凯等北洋官吏来说，这次直隶大水灾是人力无可挽回的天灾，虽然袁世凯也下令总统府拨给了10万元向东北购买高粱赈灾，并责令政事堂负责赈灾事务。
但是，这就是北京政府能做的全部了。袁世凯显然不可能让北洋军去守着堤坝，北洋军也做不到这一点。他也不能如吴川那样，一道命令下去就能调动出10万吨粮食和大量的物资用于赈灾，因为北京政府的国库里没有这么多物资。
而且，袁世凯觉得自己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至少并不比前清的赈灾要差，当然这是在没有革命委员会的赈灾行动作为参照物的状况下。有了革命委员会的行动作为参照物，北京政府的赈灾行动显然就变得有些儿戏了，即便是那些北洋军的士兵们也非常不满北京政府用这点东西来糊弄受灾的灾民，毕竟他们的亲戚、好友及家人也在其中。